香港再次获得最自由经济体又如何?

菲沙研究所自1996年起,每年都会就各经济体的自由度发表报告,而在五个评估大项中,本港在「国际贸易自由」及「监管」均位列榜首。本港在此报告历年皆名列全球第一,今年同时被质疑法治或正被削弱,使民众对财产权的不安明显上升,故对相关评分有所影响。

香港再次获得最自由经济体又如何?
港府晚上发稿指,欢迎菲沙研究所在2020年度报告中,再次把香港评为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。

虚荣之外生活如何?

不过最自由经济体之名只是虚荣,政府真正该重视的是市民能否安居乐业。美国传统基金会在本年3月公布的经济自由度指数中,本港首次被新加坡超越,并失落「全球最自由经济体」地位后,港府便表示「感到失望」,与今次一样可见其对虚荣的重视。其实传统基金会份属于美国保守派智库,其评价准则不外乎偏重新自由主义的制度优点,不单带有意识形态的盲点,也没有将市民的生活质素列入考虑。如北欧奉行社会民主主义的国家中,排名最高为丹麦(第8名),排名最低的则为挪威(第28名),但除了天气寒冷外,有谁又会说挪威人的生活质素远逊于本港?

无可否认,最自由经济体之名有营商声誉上的吸引力,但此所谓之「自由」只是资金的自由,也只是有钱人的自由,并且建筑于社会民生的代价之上。据政府的《2018年的贫穷情况报告》统计,在政府政策介入前,本港的贫穷人口多达140.6万人,占总人口两成,其中长者的贫穷率更高达三成。除了贫富悬殊,政府多年来死守自由市场教条,也间接扭曲楼市的发展。即便近两届政府曾信誓旦旦,说要解决楼价问题,结果亦仅见「中原城市指数」再创新高,全民安居乐业难上加难。

自由的只是有钱人

有钱人及资本家在香港非常自由,原因在于政府没有承担资源分配的角色,本港税基狭窄,政府长年靠卖地维持其收支。这公共财政的结构不但限制了港府在医疗、房屋、安老等范畴的改革资源,亦让政府可有借口,逃避照顾弱势群体的责任。

随社会冲突及疫情暴露香港千疮百孔,已不只我们在呼吁政府改革,连本身为商人的实政圆桌立法会议员田北辰也指出,由于疫情期间政府已动用大笔公帑为民纾困,故港府应透过改革税制,扩展税基,并借资产增值税、奢侈品税等,增加政府的长远收入。现今距离前财政司夏鼎基在1980年定调的积极不干预政策已有40年,「小政府、大市场」的理念优劣尽见,但既然全球最自由经济体的美名是筑建在经济分配不公之上,政府实要反思虚荣的昂贵代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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