菲沙研究所自1996年起，每年都會就各經濟體的自由度發表報告，而在五個評估大項中，本港在「國際貿易自由」及「監管」均位列榜首。本港在此報告歷年皆名列全球第一，今年同時被質疑法治或正被削弱，使民眾對財產權的不安明顯上升，故對相關評分有所影響。
虛榮之外生活如何？
不過最自由經濟體之名只是虛榮，政府真正該重視的是市民能否安居樂業。美國傳統基金會在本年3月公布的經濟自由度指數中，本港首次被新加坡超越，並失落「全球最自由經濟體」地位後，港府便表示「感到失望」，與今次一樣可見其對虛榮的重視。其實傳統基金會份屬於美國保守派智庫，其評價準則不外乎偏重新自由主義的制度優點，不單帶有意識形態的盲點，也沒有將市民的生活質素列入考慮。如北歐奉行社會民主主義的國家中，排名最高為丹麥（第8名），排名最低的則為挪威（第28名），但除了天氣寒冷外，有誰又會說挪威人的生活質素遠遜於本港？
無可否認，最自由經濟體之名有營商聲譽上的吸引力，但此所謂之「自由」只是資金的自由，也只是有錢人的自由，並且建築於社會民生的代價之上。據政府的《2018年的貧窮情況報告》統計，在政府政策介入前，本港的貧窮人口多達140.6萬人，佔總人口兩成，其中長者的貧窮率更高達三成。除了貧富懸殊，政府多年來死守自由市場教條，也間接扭曲樓市的發展。即便近兩屆政府曾信誓旦旦，說要解決樓價問題，結果亦僅見「中原城市指數」再創新高，全民安居樂業難上加難。
自由的只是有錢人
有錢人及資本家在香港非常自由，原因在於政府沒有承擔資源分配的角色，本港稅基狹窄，政府長年靠賣地維持其收支。這公共財政的結構不但限制了港府在醫療、房屋、安老等範疇的改革資源，亦讓政府可有借口，逃避照顧弱勢群體的責任。
隨社會衝突及疫情暴露香港千瘡百孔，已不只我們在呼籲政府改革，連本身為商人的實政圓桌立法會議員田北辰也指出，由於疫情期間政府已動用大筆公帑為民紓困，故港府應透過改革稅制，擴展稅基，並藉資產增值稅、奢侈品稅等，增加政府的長遠收入。現今距離前財政司夏鼎基在1980年定調的積極不干預政策已有40年，「小政府、大市場」的理念優劣盡見，但既然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的美名是築建在經濟分配不公之上，政府實要反思虛榮的昂貴代價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