菲沙研究所自1996年起，每年都会就各经济体的自由度发表报告，而在五个评估大项中，本港在“国际贸易自由”及“监管”均位列榜首。本港在此报告历年皆名列全球第一，今年同时被质疑法治或正被削弱，使民众对财产权的不安明显上升，故对相关评分有所影响。
虚荣之外生活如何？
不过最自由经济体之名只是虚荣，政府真正该重视的是市民能否安居乐业。美国传统基金会在本年3月公布的经济自由度指数中，本港首次被新加坡超越，并失落“全球最自由经济体”地位后，港府便表示“感到失望”，与今次一样可见其对虚荣的重视。其实传统基金会份属于美国保守派智库，其评价准则不外乎偏重新自由主义的制度优点，不单带有意识形态的盲点，也没有将市民的生活质素列入考虑。如北欧奉行社会民主主义的国家中，排名最高为丹麦（第8名），排名最低的则为挪威（第28名），但除了天气寒冷外，有谁又会说挪威人的生活质素远逊于本港？
无可否认，最自由经济体之名有营商声誉上的吸引力，但此所谓之“自由”只是资金的自由，也只是有钱人的自由，并且建筑于社会民生的代价之上。据政府的《2018年的贫穷情况报告》统计，在政府政策介入前，本港的贫穷人口多达140.6万人，占总人口两成，其中长者的贫穷率更高达三成。除了贫富悬殊，政府多年来死守自由市场教条，也间接扭曲楼市的发展。即便近两届政府曾信誓旦旦，说要解决楼价问题，结果亦仅见“中原城市指数”再创新高，全民安居乐业难上加难。
自由的只是有钱人
有钱人及资本家在香港非常自由，原因在于政府没有承担资源分配的角色，本港税基狭窄，政府长年靠卖地维持其收支。这公共财政的结构不但限制了港府在医疗、房屋、安老等范畴的改革资源，亦让政府可有借口，逃避照顾弱势群体的责任。
随社会冲突及疫情暴露香港千疮百孔，已不只我们在呼吁政府改革，连本身为商人的实政圆桌立法会议员田北辰也指出，由于疫情期间政府已动用大笔公帑为民纾困，故港府应透过改革税制，扩展税基，并借资产增值税、奢侈品税等，增加政府的长远收入。现今距离前财政司夏鼎基在1980年定调的积极不干预政策已有40年，“小政府、大市场”的理念优劣尽见，但既然全球最自由经济体的美名是筑建在经济分配不公之上，政府实要反思虚荣的昂贵代价。
